相信很多人都问过:「哲学能做什幺?」这句话的一个意思是:「哲学能够在职业上符合哪种市场的要求?」很多哲学系的学生在刚要选择以哲学为主修时,想必就问过、想过这一问题,在就读的过程中、甚至毕业后,也必定一再地被问过这样的问题。这些重複的经验如果不是一种梦靥,至少也会让哲学系的学生练就一套话术来回答。

至于我,坦白说,我始终没有答案,到现在为止,仍然如此。  

但是,我却必须承认,这个问题有合法性,只不过,问题本身带着歧义。 

所谓有合法性是指,一种知识总是被要求处理一个特定的对象,而特定的对象也在世界上有它的位置。如果哲学是一种有特定对象的知识,那幺要求哲学知识能够解决关于这类对象的问题,是理所当然的。事实上,哲学也的确有它处理的特定对象,但这类特定对象是否构成就业市场上所需要的特定领域,那就不一定。

最常见的情况是,哲学在这类的就业市场上没有一席之地。我们可以看到医院需要医师、护理师,股票市场需要分析师、营业员,法庭需要审判的法官、律师、书记官,修理水龙头需要水电工,房屋装修需要设计师、油漆工、木工等等,各行各业都符合一定的社会需求,也都有相关的专门知识以及技术人员。但是,除了教职、研究机构之外,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其他需要哲学工作者的地方。这是在台湾几十年来未曾改变的情况,未来也很难改变。  

但是,我们这个社会不需要哲学吗?不需要哲学家吗?大概也未必尽然。

哲学能做什幺?  

首先可以回到前述的问题:「哲学能做什幺?哲学在就业市场上有没有位置?」或许可以大胆地说:「没有。」要驳斥这一个回答,很容易,只要有某个机构、公司(学校与研究机构暂时除外)刊登出需求来,立即可以驳倒前述的否定答案。我当然也可以继续澄清前述问题的意义,不过,我可以暂且在此停住。如果,哪天有某家公司刊登广告,公开徵求有哲学专长或专业的人进入其公司,这将是非常令人乐见的。  

不过,我还是想从「没有位置」这一个判断开始。「哲学在就业市场上没有位置」,并不表示「哲学没有用」。很容易就可以引用庄子所说的「无用之用」来说哲学的「大用」;不过,老实说,这种哲学智慧并不是我在此脉络所想谈的重点。「哲学没有位置」与「哲学位处边缘」两种说法有点类似;前者预设了某种秩序与定位,后者预设了某种中心。

秩序、定位、中心的存在,很容易让人有评价的判準,不论是价值观或行为依据。但秩序、定位、中心也是特定历史、社会、政治条件下的产物。除了顺应既定的秩序来评价各种知识与行动以外,恐怕也必须想一想造就这类秩序的条件是什幺?

特定的历史、社会、政治条件就意味着这些条件有可能会变动。一旦有变动,按照这些条件组合而成的某一种特定秩序也会跟着改变。在推想可能有改变的情况时,可以试着与时俱进地不断调适,但也可以考虑这些特定条件本身究竟是否可以被一般化。  

从秩序的条件设定来看,可以开始看到为什幺哲学会被判定为无用,但反过来说,一旦理解到秩序、中心有它所赖以成立的条件时,却不禁要问:「怎样才能考虑到这些条件呢?谁会注意到这些条件呢?」一旦开始追问,哲学就启动了。 

事实上,这就是哲学的尴尬之处:哲学知识不是为了辩护在某种特定秩序下的用处而存在,它的存在是为了指出某种特定秩序存在的条件。哲学家的无用是因为哲学知识不能够被简单归类到一个单纯的位置,但是,由于哲学知识涉及到更为一般性的条件时,它与各种其他有用的知识都相关。  

哲学的没有位置其实是因为它与各式各样的特定位置都有共通性。  

以共通性为基準,则是考虑公民社会的一个前提。

公民教育的重要性

台湾作为地缘政治的一环,置身于国际政治的各种条件中。台湾的地理位置也深深带有历史条件的刻痕,不论是不同族群的共同生存或彼此斗争,经过殖民政治、威权政治、解除戒严,开始较完整的民主政治历程。台湾也有移民社会的变动,人群的移入、移出冲击着在地生活;经济上则是藉着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进入世界体系中,使得劳动者成为资本市场的一环。

无疑地,台湾在承受各种拉张的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社会条件时,逐渐地朝向公民社会发展。但是,台湾在努力建构出一个公民社会时,完成了哪些目标?公民社会是一个集体目标吗?公民身分与公民意识是一现成的事实,还是一种……理想?  

从历史的发展来看,台湾经过了三次政党轮替,民主经验逐渐累积,但这还只是不到二十年间的事情。一个公民社会将希望有更多的经验,有更长远的前瞻。公民社会本身对自己来说,就是一种希望;但它也必须尽可能地釐清存在的条件。  

以共通性为基準,就意味着,在我们这一公民社会中,必须思考到公民与公民之间维繫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各种条件。同属为公民,彼此的共通性必须与彼此的差异并存。在这种考虑下,社会分工是劳动方式与世界知识的差异,但并不是阶级身分的铸造。

在公民所具有的劳动专业之外,还必须有属于所有公民的共通知识基础;我们所说的公民,包含着未来的公民。这样的共通性必须延伸到未来,一个公民社会的成立也同时必须考虑到它的延续性,在时间中串接一些不同的传统、创发新的传统。这就必须考虑公民教育的必要。

批判性思考  

批判功能往往被当作哲学思考的首件要事,敏锐地看待推论的合理性(批判思考)、语言的权力运作(意识型态、意见灌输),同时,也展现出一种积极的怀疑论。以追问合理基础为核心的批判怀疑论,常常带来自我拆解的危险与误解;凡事怀疑的人被认为是难相处的、找麻烦的、愤世嫉俗的。这种误解也会以为批判功能总是对立于规範功能。

然而,一种批判性的阅读、批判性的问答恰好是要为了规範的建立;或者说,批判功能不会只是单独被使用,不论是对合理性的批判或对权力的批判,也都带有规範的设想。规範功能并不是对教条的肯定,相反地,是在共通性的基础上寻求可普遍化的準则。调节功能建立起各种联繫关係,最尖锐的是冲突对立产生时的调节协调,一般地说,则是个人内部的调节(心理的、身分认同的、生命史的)、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调节(家庭的、同侪团体的、亲密关係的)、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调节、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调节。  

批判、规範、调节这三种功能是公民教育所必须注意的,却也是哲学训练所能够提供协助的。配合着这样的基本设想下,哲学在公民社会的存在条件中有它的发问位置,也有它提供公民自我理解的可能性。

然而,从实际的情况来看,哲学的角色在台湾往往被「是否有用」、「人人都有他的一套哲理」这类的问题所遮蔽,对于哲学是否属于建构公民社会的思想条件,则较常被忽略。更常见的是,即使被判定为「无用」,但哲学还因为误解、无知而披上神祕的面纱。于是可以见到一种两极的发展:学院的专精研究有其蓬勃发展,入门趣谈的普及读物却也不断推陈出新。  

对一个以哲学专业知识为工作的人来说,哲学的专业知识包含着哲学史、哲学理论的派别、哲学问题的脉络、哲学经典的解读等等,这些确实是缺乏训练的人感到遥不可及的门槛。一个严肃的专门知识者不会否定这类门槛的存在。

正因为有这样的门槛存在,确实也有必要有些引介的工作,来带领有哲学兴趣的人越过门槛。从广大的潜在读者角度来说,每个人都可能有兴趣接触哲学,甚至可以说,每个人都有权利接触哲学知识,而且也没有必要为此而成为哲学家。在知识权利与知识门槛之间的张力则有待于一些弥合的工作。哲学的议题有它的深度,也有它有趣而迷人的一面。

哲学的「没有位置」,是因为它与各式各样的位置都存在着「共通性

《什幺是政治行动?》,开学文化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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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帕特里斯.卡尼维
译者:李沅洳

「政治行动」同时指「权力的行使」与「透过讨论解决难题」。本书以二者所构成之张力为起点,探讨权力与讨论、政治(作为一种职业)与政治行动(作为解决集体难题之方案)的关係。同时,本书也会大範围地触及如何从对抗与竞争的角力逻辑,跨进集体行动的合作逻辑。   

本书前两个部分的思考方向,是对行动构成张力的省思,并试着掌握所有的问题与其相互关係。第三部分探讨此一行动的模式,透过专制政体和宪政民主政体的对照来论述政治讨论,详述何谓经过讨论的行动,并试图理解公民社会和国家、公众舆论和政治人物之关係的重要性。政治行动的问题就在于政治协议将以何种形式引发由自由、正义和国际团结等原则所主导的行动,而不是简化为相关群体和制度(政党、国家)的利益协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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